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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帮扶冷热不均 一些强势部门的对口扶贫点，村民已住上别墅，可为了打造亮点工程，仍有大把资金支持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核心，然而也有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医疗、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社会保障制度扶贫以外，中国的扶贫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脱贫，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另外，中国成功的工业化也为中国的政府扶贫项目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也是1980年代初期，由于几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就业困难，于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初允许返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由此也在城市赋予了人们进行经营牟利的权利。首先，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统一国家，随时能够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令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深入乡村的基层政府组织，人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热爱。国家统计局（1991），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说，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奇迹打下了人力资本基础（Sen, 1999）。整个1980年代，民营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国有企业的两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更是注重城乡人民的多维扶贫工作，不断实施和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化扫盲、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建设城乡交通通讯网络、男女平等、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户制度等。本文认为这些人不理解2020年扶贫攻坚战的伟大意义。墨子建立的组织制度非常严密，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在战国之后就逐渐式微，以至于后来在知识分子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合作就要有法律，有规矩，它不是人治，而要尊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规则。确实，从效率来看，罗伯特议事规则未必是对的，有时候讨论一件事议而不决很长时间，所以你看美国的宪法要加一条所谓宪法修正案是极其困难的，有时候讨论几十年，这条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加上去，而你发现中国的宪法如果要修改的话，往往很快速。由于中国人的法治和程序的意识比较差，所以中国人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过于弹性，过于变通，过于灵活。中国人更擅长在宗族和村庄范围内进行合作。

美国有一个道格拉斯大法官，他认为在美国的宪法当中，其实大部分条文是关于程序的法律，程序的公正很重要。第三，法律是合作之保障。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官员中，甚至在农民中间，大家都在抱怨，中国人合作太难，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要么就革命，惹急了就揭竿而起，打碎一个旧世界。以上可以说是提出了几个假说，来探讨中国人的合作精神，但这些假说都不一定很全面和很正确，大家可以再讨论和深化。墨子强调成员之间的兼爱，即爱无差等，组织内部成员是平等的，有强大的自律精神，强调刻苦的生活。

有一个段子，说一个中国男留学生在美国大半夜开车路过一个红绿灯，此时红灯亮了，这个男同学不守规则，四顾无人，就开过去了，身边的美国女朋友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如此没有任何规则意识，跟你这种人在一块儿，恐怕没什么安全感，于是两个人就散伙了。第五，中国人往往缺乏自律的精神。中国古人讲慎独，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人监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要高度自律，这是古代君子的精神境界。中国人假如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的话，那个路口会是非常乱的。

古代以前都是实行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制度，可是到了禹，禹最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夏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国家。每一个合作社，其成员之间合作的达成都需要成员之间不断的妥协和博弈，在不断妥协和博弈之后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和集体行动。

这就要求成员都要有自律的精神，尊重规则，尊重法律，尊重契约。假如成员没有自律，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尊重规则，那这个合作没法开展。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治水传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年大禹治水，实际上是古代专制国家形成的萌芽。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主要是道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儒家代表中国人当中比较高层的贵族的思想，他们强调大同世界，强调人和人之间更大规模的联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就包含着社会合作的理念在内。换句话说，组成任何一个合作社，或者合作做任何事业，必须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大家都要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第七，中国人缺乏合作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组织的传统在历史上是比较缺乏的。二、为什么中国人很难达成合作呢？ 为什么中国人很难合作呢？以前形容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就是不能合作，每个人都是一个决策主体，可是互相之间达不成真正的合作。

西方有所谓罗伯特议事法，小到开一个小组会，大到进行宪法的决策，都需要一个民主协商和议事的程序。大家不会协商和妥协，不会平心静气地讨价还价，都希望有一个人担当起来，你从这些最平常的群体决策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因为中国人缺少民主的训练，协商的训练。

每个中国人都期待有一个极其英明的、又聪明又能照顾大家利益的人能够出来为大家决策，没有成员之间相互协商、慢慢讨论问题的习惯。中国人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说每个人都学会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小农。这几乎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

第三，中国人在传统上，法制与程序的意识比较差对于规则，往往不太重视。中国古代几大有名的水利工程，非常不可思议，这没有规模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这个合作，必须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合作。在合作社当中，要建立一种民主的协商制度，民主的议事制度。你让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之下产生自我约束，这是非常难的。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合作精神 。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长达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传统，这种小农经济形态影响和约束了中国人的合作。

第四，因为我们的民主传统比较缺乏，专制传统漫长而且顽固。真正中庸的状态，是成员都有主人翁意识，同时又懂得在群体中相互妥协和博弈，这样的话，这个团体就很富有弹性，大家互相之间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中国人把商人的活动形容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一、合作之真谛与条件 农民合作问题是贯穿中国百年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人往往强调统一意志下的合作，这跟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实践恐怕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农民不太清楚在合作社当中如何跟别人妥协，如何协商博弈，这个合作就没法进行下去，要么出现一个人专制，靠一个人的圣明来独断，要么大家一哄而散，合作社解体。比如说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让中国人看来极其刻板、烦琐，大家还是觉得一个人说了算挺好，很有效率。女生说：你这个死心眼，跟你过恐怕没什么希望了，于是最后两人又分手了。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传统阻碍了中国人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专制的传统太长，确实影响了人民之间的合作。

第六，中国人不懂得妥协和博弈，容易走极端，他要么当一个顺民，一切都是统治者说了算，自己不负责的。中国人重视家族和宗族，跟与自己不是一个家族的人，很难达成合作，这种文化形态影响深远。

其实道家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哲学思想，其理想世界就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中国优秀的商人并不缺乏，但是中国的企业组织比较缺乏，你看中国的企业都是家族内部的传承，他建立不起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传统，这跟西方的企业传统不一样。